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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重视“五七”干校研究

来源:作者: 发布时间:2015/09/14 来源:求是理论网 时间:2016-09-07  稿件上传:咸宁党史网

  

  记者:您多年来潜心研究“五七”干校发展历史,近年来,湖北省咸宁市委党校也因宣传向阳湖文化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可以说,作为市一级的党校,向阳湖“五七”干校的研究已经成为咸宁党校的一张厚重的文化名片。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向阳湖“五七”干校这一段历史。

  李城外:1969年春至197412月,文化部创办“五七”干校,6000余名文化部高级领导干部,著名的作家、翻译家、出版家、艺术家、文博专家、学者及家属下放鄂南的向阳湖。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汇集于咸宁的一隅,人数之多,密度之高,总览古今中外的文化史都是罕见的。当年,咸宁干校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驻校军代表全面领导。下设五个大队,二十六个连队。具体分布是:第一大队,文化部办公厅、政治部、政研室、电影局、艺术局、出版局、文物局、计财司、联络司、教育司、群文司等;第二大队,含北京图书馆(现改名国家图书馆)、文物出版社、文博研究所、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第三大队,含新华书店总店及北京发行所和储运公司、中国印刷公司、中印器材公司、人民出版社及农村读物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荣宝斋)、版本图书馆,以及红旗越剧团和勇进评剧团等;第四大队,含中国作协、中国文联、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北京印刷技术研究所等;第五大队,含中国电影公司及器材公司、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科学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科学研究所及洗印厂和幻灯厂、中国电影资料馆等。这些单位大都是“连窝端”下放咸宁干校,可以说,在北京,重要的文化机构里基本上都有当年的“向阳湖人”。

  同时,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及豫、赣、鄂、辽、吉、黑等18个省均创办了“五七”干校。仅中央部委一级的干校就有106所,其中以湖北、湖南、江西最多。全国各省的“五七”干校共有1497所,知名的还有江西进贤中央办公厅干校、河南息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干校、上海奉贤干校、湖北沙洋干校,等等。向阳湖是其中最有研究价值的干校之一。20135月,在国务院公布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榜上有名,成为最年轻的“国保”,也是众多“五七”干校中唯一的“国保”。它不仅是弥足珍贵的文物,更是中国人的一段集体记忆。

  记者:您觉得在今天,我们对五七干校和向阳湖这一段历史的研究,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李城外: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五七”干校,为什么要铭记向阳湖?研究向阳湖文化,是对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一个补充。我们从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可以找到答案。

  其一,向阳湖是一笔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全国“五七”干校的历史从19685月到19792月,长达11年之久,占了共和国历史的六分之一强。咸宁“五七”干校存在了6年,即从1969年春到1974年底。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217月——20116月)曾在《人民日报》上隆重推出,其中有两处提及“五七”指示和“五七”干校(196657日和1968105日),足见二者于中共90年历史进程中之影响之大。1981627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作出基本总结的重要文献,它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与错误以及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社会原因。这间接地为我们研究“文革”中的重大事件——“五七”干校定了调子。向阳湖文化和“五七”干校研究是“文革”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代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重要一环。向阳湖文化是对历史的反思文化,是对名人的纪念文化,是特色旅游文化,在海内外都是少见的文化资源。我们总结经验,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积极地面向未来,研究这段历史,正是为了大力倡导尊重知识和人才之风,更好地实践科学发展观。我们在党史研究中,应认真思考、客观分析“五七”干校的影响,从而对“文革”进行深刻剖析,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其二,向阳湖文化是中国知识精英成果的集中展示。例如,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就在下放期间补充了大量资料,他在干校还写了91封书信,其中包括给周恩来总理的信,写作了《双溪大雪》《喜新晴》等诗作;郭小川创作了《楠竹歌》《花纹歌》《欢乐歌》(“江南林区三唱”)等优秀诗篇,后来又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团泊洼的秋天》《秋歌》,这些作品都是载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册的重要作品;又如,张光年的《向阳日记》、陈白尘的《牛棚日记》、杨静远的《炼人学校》,还有一大批文化人写的回忆文章,都留下了特殊年代的“影像志”。向阳湖文化名人写咸宁和向阳湖的诗文有不少。目前,全国研究干校已经起步,咸宁成果丰硕,出了一批专著,这些专著均在社会上引起一定反响。我们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广泛收集、整理“五七”干校资料,最大限度地保存历史记忆,为后人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其三,向阳湖文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化石。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下放向阳湖的文化人在逆境中忍辱负重,乐天知命,战天斗地,自强不息;回城后埋头苦干,成果迭出。文化人在下放干校期间,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对党、国家和人民前途命运的深情关注和深入思考,对当地劳动人民疾苦的深切关心和同情,对美好大自然的亲近,无不反映了广大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高尚精神境界。可以说,向阳湖,代表着一种思想文化符号,是象征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化石。

  记者:熟悉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的人都知道“五七”干校和党校有着历史渊源,请您再具体介绍一下,五七干校和党校不可分割的关系。

  李城外:党校的命运也是由国家的命运决定的,是国家命运的一个缩影。在文化大革命“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大背景下,党校被“五七”干校所取代就具有了必然性。当年干部培训工作已无法进行,许多党校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有些干脆被直接解散和撤消。大致有三种情形:其一,党校改成了“五七”干校,党校的原有职能被“五七”干校所取代。这主要是一些建立较早的地市级和县级党校。其二,党校建立了自己的“五七”干校,这主要是中央党校和省级党校。如中央党校在河南西华县建立“五七”干校,作为对本单位干部进行劳动改造和锻炼的场所,而党校本身的职能完全丧失和停止。其三,在“五七”干校的基础上建立党校。这些地方原来没有建立自己的党校,按照“五七”指示的精神建立了干校,后来随着干校教育培训的需要,又需要建立相应的培训机构,就把干部培训的力量放在“五七”干校,建立了党校。这个时候,党校和“五七”干校实际上是一套班子、两个牌子,兼顾“五七”干校和党校的双重职能。如咸宁地区“五七”干校于1968年建立,直到1972年底解散,而咸宁地委党校是在对咸宁地区“五七”干校的老师队伍进行充实的基础上正式成立的。粉碎“四人帮”后,人们以新的眼光审视“文革”中“新生事物”,“五七”干校风光不再。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党内的重新确立,国务院于1979217日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干校才成为历史名词。

  记者:“五七”干校这一段历史,对于我们今天的党建工作,尤其是干部教育培训和践行群众路线等方面,有哪些启示?

  李城外:“五七”干校的兴起,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打乱了正常的干部教育工作秩序;延缓了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步伐;践踏了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历史需要深刻的反思。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思想都必须符合实际。如果脱离实际、过于理想化,注定会在实践中碰壁;任何一种政策、做法都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如果被滥用、被极端化,是注定会走向反面的。当然,历史是一个多面体,需要用辩证的眼光去认识。历史的教训鞭策我们反思。如果用客观的眼光去看待它,我们也能够从中看到一些正面的东西。尤其是它在践行群众路线方面,依然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从实践目的来看,开办“五七”干校的初衷是为了使干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批判资产阶级,防止修正主义。从实践手段来看,干部下放后,住平房、吃青菜、穿补丁衣服、干农活,无论生产生活,都是自己动手,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应该说,“五七”干校使干部在密切联系群众方面达到了极致。从实践结果来看,“五七”干校最初确实起到了让干部再教育的作用。如了解了国情和民情,改变了脱离实际的作风,丰富了人生和创作。

  记者:今后,如何进一步深入研究“五七”干校?您有哪些思考和建议?

  李城外:我认为,应抓住以下几点:一是把握正确基调,挖掘历史记忆。二是认识独特价值,融入党史研究。三是立足研究中心,加大科研力度。鄂南领全国之先,对干校文化的研究起步早,成果丰,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更高,力争在学术研究上成为全国干校研究的榜样。2009年,咸宁市成立了湖北省向阳湖文化研究会,聘请京城文化名人和陈福今、宋木文等曾下放向阳湖的老领导担任顾问,会员100余人,遍及全国20余省市,这是全国第一个研究“五七”干校的省级学会,标志着以向阳湖文化为代表的干校文化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我校还成立了全国党校系统首家“五七”干校研究机构——中国五七干校研究中心。2010年,我编著出版7卷本《向阳湖文化丛书》,达300余万字。在市委党校的积极推动下,“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个市级党校打造出一张国家级名片,在全国并不多见。建议中央党校重视加强对地市级党校的指导,中央党校研究实力雄厚,党史党建部门应关注“五七”干校研究,走在全国前列,如再不抓紧挖掘资源,会错失历史机遇。开展“五七”干校研究,涉及党校与“五七”干校的关系,干部培训与教育工作如何不偏离正道,办干校对走群众路线的借鉴意义(如黑龙江将柳河“五七”干校历史博物馆作为党员教育基地),等等。建议中央党校继续发挥在党史党建研究领域的引领作用,将“五七”干校研究牢牢抓在手里,从研究中央党校西华干校做起,加大力度推动全国的“五七”干校研究,这对研究当代政治史,对研究党史将填补更多的“空白”。